【东南亚华人研究】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及其动力与特征——新政治经济学的视野
一、引言
本文旨在以新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探讨全球化日益深化以及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尤其是新移民社会的嬗变和特征。除了大幅扩展和更新笔者和其他学者先前讨论过的相关主题外，如跨国社会场域和商业网络、新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复杂关系、华侨华人企业家及其双重嵌入性，以及与“一带一路”倡议下华人社团的作用等，本文还考察了新人口结构、新加坡的政策举措以及新移民的社会认同。本文讨论的时间段为2010 年至2020 年新冠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前。一方面是由于这十年间的发展有其阶段性特征和自身独特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包括新加坡及其华人社会均带来的全局性和深远影响，需要另文专论。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国家、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之间蓬勃发展的联系在带来巨大经济机会的同时，也导致当地社会对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的关注。同时，过去十年，新加坡国内社会政治形势亦发生重要变化，对新移民及其定位产生冲击。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超越传统的移民研究范式，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以上问题加以分析。
政治经济学强调将政治学所关注的国家、机构、利益团体与经济学所重点分析的工资、收入、财政影响等不同概念有机地结合一起，探讨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20 世纪末期之后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则融入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政府与企业关系、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从而超越国家—社会或国家—市场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进入21 世纪以来，虽然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对象、理论源流和解释功能仍有许多论争，但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的理论建构，使其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其理论架构、方法论、数据分析(包括跨国数据比较、国家内部不同区域和部门的差异等)，尤其注重机构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中国经济学者黄新华认为，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并兴盛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互关联、互动发展的产物，它体现了经济学研究主题从资源配置到权利配置的转变。他指出，新政治经济学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把政治过程纳入了分析对象；二是通过分析决策背后的政治约束，新政治经济学打开了经济政策形成的“黑箱”；三是通过整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都被纳入到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来。他认为，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理论建树上看，新政治经济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新政治经济学的着眼点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进程，但笔者认为，选择性地采用(而非全盘照搬)这个视野中的相关要素对研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海外华人(尤其是新移民)具有三个重要的解释价值。其一，它能将移居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及其互动作为决定海外华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并构成核心的分析出发点。其二，由于其对公共政策的关注，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能够将经济政策(如就业、工资、公共财政)以及社会政策(如住房、福利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当地民众对移民的看法，进而通过投票决定政治进程。其三，由于华侨华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去的新移民)与作为祖国或祖籍国的中国仍然保持个人、家庭和事业等方面的多重联系，其个人选择与利益驱动在移民与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家间的经济要素流动(资本、货物、技术、劳动力、生产)、国内与国际联系的关联性的重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全球化时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变迁模式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的移民传统的移民来源国，中国经验能够丰富建立于西方语境之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移民政策、跨国移民模式、移民与发展等问题。但尚未有人以这一视野分析海外华人及其社会变迁，而这正是华人世界和非西方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是笔者近年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分析亚洲区域发展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个延伸，希望起到抛转引玉的作用。
本文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笔者过去数年来在新加坡和中国进行的田野调查，例如与相关个人和机构的访谈、参与式观察，这有助于形成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视角；二是公开文献，如人口和贸易统计数据、新加坡总理公署的大量文件(尤其是政府领导人的讲话)、议会辩论、商业发展和公众态度调查，以及当地的中英文媒体报道。这些资料既代表了国家的观点，也反映了社会对移民的看法以及后者的调适。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新加坡过去十年来所发生的重要社会政治变迁(包括所处区域的变化)及其对当地华人社群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新的人口结构以及华人新移民社团的发展及其社会认同的特征；第三部分以“多元一体”论述为出发点，关注政府对华人社会的政策、机制及其运作，探讨决策过程中经济与政治因素的交织互动；结论部分讨论新加坡跨国移民经验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新常态：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济变迁(2010—2020)
(一)社会与政治生态的变迁
过去十年间，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2011 年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赢得60.1% 的选票，是自1965 年独立后该党所获得的最低票数。其次，开国总理李光耀于2015 年3 月逝世，标志着现代新加坡政治一个时代的终结。由现任总理李显龙领导的第三代政治领导人开始推动第四代领导层逐渐走向决策和施政的前线。第三，在全球化和亚太区域变迁的大背景下，新加坡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更加坚定地走向国际化和创新的道路。
新加坡在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4.7%，成为当年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行动党在次年的国会选举中却表现欠佳，反对党则获得“里程碑式的胜利”。选举后的评估发现，行动党选举失利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包括房价在内的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二是公共交通过于拥挤；三是由于宽松的移民政策，大量外国人涌入，导致医院病床短缺、交通问题严重和工资停滞不涨；四是主要反对党工人党关于“第一世界议会”的提议引起了阿裕尼选区居民的共鸣。
事实上，前两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移民问题)密切相关。在21 世纪头十年，外国人迅速且大规模涌入，导致新加坡国内出现了限制移民的言论和政策以及民粹主义的某些现象。正如杰森·林(Jason Lim)指出，“民粹主义关注的是有关国家认同、社会凝聚力以及对本地遗产的欣赏(或至少是理解)的地方性问题。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强调一个共同的起点，共同的历史记忆(地方遗产)，共同文化的要素(如使用新加坡式英语)，以及与特定的‘祖国’(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对男性而言，履行服兵役义务)的关联。他们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民族国家，其独特而不断发展的身份因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变得不稳定。”
(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及应对举措
新常态与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2011年，首次参加大选的选民约为20万人，加上其他35 岁以下的选民，在230万选民中占了60万。他们出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之后，成长于新加坡进入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时代，对国家和族群的认同以及未来的看法与上一代人不同。年轻一代已经牢固地建立了作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但他们对中国和新移民却较为疏离。这部分是由他们成长的英语教育环境所导致的。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5岁以上的新加坡居民在家中使用英语的比例从2010 年的32.3% 增加到2020 年的48.3%，同时，讲华语的比重从35.6% 减少到29.9%。以致有学者将英语视为“新母语”。这是新华人群体必须面对的新的社会语言生态环境。
建国总理李光耀于2015 年3 月去世，这是21 世纪头10 年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自1954 年人民行动党成立以来，他一直是该国政治的核心，几乎塑造了新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有分析人士用“新常态”来形容2011 年大选之后和后李光耀时代的政治环境：“新加坡人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并对政府产生更大的期望。现在，公众批评和要求更公平的治理变得可以接受。”不少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对新移民流露出负面看法，希望政府为本地公民提供更多帮助。行动党在2015 年大选中以69.9% 的得票率获胜。但在新冠病毒肺炎全球流行期间举行的2020 年7 月大选中，就业、移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凝聚力)、生活费用成为竞选的主要议题。虽然政府较为有效地应对了新冠疫情，行动党的得票率却降至61.24%，主要反对党(工人党)在83名议员的议会中史无前例地赢得10 个席位。
近年来，政府通过对话和协商积极参与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新空间。这也要求新移民更加密切地融入新加坡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中。全国范围内的系列对话都反复强调了身份认同和包容性发展的主题。例如，在2019 年举行的“群策群力、共创未来”对话会上，副总理王瑞杰说，新一代领导人不仅要为民服务，也要与国人成为合作伙伴，携手解决未来挑战，包括一起设计和实施政策。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新加坡的第三个重大变化与经济发展战略有关。20 世纪末以来，新加坡经济面临新挑战，例如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石油价格长期下跌、国际贸易流动的转变，以及劳动力技能与颠覆性技术创造的新工作岗位之间的不匹配。新加坡政府于2017 年公布了《未来经济委员会报告书》，把国际化作为最重要的未来发展战略之一，并强化五个关键领域：未来增长产业和市场、企业能力和创新、就业和技能、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以及互联互通，迎接创新和数字经济以改变新加坡的未来经济。
《未来经济报告书》所阐述的新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为广大民众带来充分机会，还为高技术新移民提供了新发展的有利平台。由于新加坡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的人才数量不足，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海外，以补充对新经济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此外，互联互通和国际化是新经济战略的双焦点，它们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配合。换言之，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先前坚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自1990 年中新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自2010 年以来一直保持稳步增长。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亚洲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新加坡自2014 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来源国，对华投资额达到72.3 亿美元。2018 年，中国对60 多个“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投资中，有近26% 流向新加坡。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2019 年4 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新加坡在华投资项目为998 个，比上年增长41.4%，实际投资额为52.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4%。新加坡在华企业总数为24869 家，而中国在新加坡拥有企业7500 多家。更广泛地说，华人移民在贸易伙伴人群和同族关系网络中的存在有助于产生“实质性的贸易创造效应”，华人移民对中国双边进口贸易的影响高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更大的族裔内部合作”则有利于东南亚华侨华人取得经济成功。
三、变化的人口结构：新移民及其社会认同
(一)人口发展状况与移民政策
21 世纪初以来，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新加坡人口的发展：新加坡正在迅速成为老龄化社会，而生育率长期偏低。2020 年，65 岁及以上的老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从2000 年的7.2% 增加到了17.6%。预计到2030 年，65 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将占23.8%。新加坡过去50 年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成为世界上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2.62(1970—1975 年)降低到1.57(1995—2000 年)，再降低到1.16(2017 年)和1.1(2020 年)，远低于2.1 的人口替代率。与此同时，华人的生育率(2020 年为0.94)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对新加坡独立以来华人约占总人口75% 的多元种族结构带来新的变数。新加坡政府明确表示，移民政策的实施需要以维持这种平衡为考量。
移民政策是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任总理吴作栋在1999 年宣布：“没有人才，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第一世界的经济体和世界一流的温馨家园。我们必须从海外引进人才来辅助本地人才。”由于政府积极主动地招揽和鼓励“外国人才”，并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永久居民成为新加坡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见表1)。截至2010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为508万，其中，新加坡居民377万(包括323万公民和54.1万永久居民)，持各种工作许可证或长期签证的非居民外国人131万。
2000—2010 年，新加坡的非居民人口从总人口的18.7% 增加到25.7%，同时，永久居民的数量平均每年增加8.4%，从占总人口的8.8% 上升到14.3%。2011 年，华人占新增永久居民的61.4%。过去二十年，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另一重要变化是跨国婚姻的增加：从2000 年的32% 增加到2010 年的40% 及2019 年的37%。人口结构的日益国际化使得以政治效忠为导向的国家认同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有关中国新移民的人数，新加坡政府并未发布相关信息。笔者2009 年曾估计其人数约为35 万。2020 年初，联合国公布了新加坡国际移民来源的相关数据。最大的移民A来源国为马来西亚(占2019 年总移民人口的44%，即948,487 人)，其次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18%，即388,000 人)。
中国新移民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他们并非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而是由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背景的人组成的。《2020 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国际移民数量为1070 万。新加坡的新移民数量仅占全球中国新移民总数的3.6%。这些拥有“可携带技能”的新移民通常比本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在科研和高等教育部门工作的比例也比较高。这反映出新加坡政府在引进移民方面的深思熟虑。外国移民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前者满足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家向创新型和智能城邦迈进的需要。而外籍劳工则从事新加坡人很少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建筑业)。
(二)新移民社团的发展及其社会认同的特征
在前述新常态的大背景和下文将讨论的政府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重要转变。经典的社会认同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在有关中国城市移民的研究中，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是指“个体对其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的主观确认”。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体的选择，“与社会认同的相关问题被密切地嵌入国内政治之中”。这一认知凸显了本文的新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关联性。
与基于地域和亲缘等原生性认同的传统华人社团相比，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加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社会认同所关注的集体行动逻辑和共同价值观有助于理解近十年来新移民社会的变迁。1990—2010 年的20 年间，获准正式注册的华人新移民社团组织的数量为6 个，而在2011—2016 年间，至少有5 个华人新移民团体成立。在此，着重分析3 个社团个案，以展示其社会认同的特点及其重心转移。
2001 年成立的新加坡华源会，其会员为已成为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新移民，自创立以来，由企业家王泉成担任会长。该会六项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和促进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和贸易关系。作为新移民的最大团体，华源会在2019 年称拥有超过6000 名会员，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且多数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表2是对华源会成立至2019 年9 月所组织的活动类型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体现了新移民的社会身份认同及其在近十年来的变迁轨迹和特征。在所记载的263 项活动中(换言之，平均每年有14 次相关活动，参与者既有社团领导层也有普通会员)，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分别折射出不同的社会认同模式(参看表2)。
由表2 可见，与融入本地社会相关的活动以及和中国相关(代表与祖籍地联系)的活动均出现增长的趋势。上述活动往往具有多元目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文化、经济利益及其交融。因此，这些活动经常相互重叠，并凸显华源会除作为新移民的文化纽带平台外，还与当地社会融合和加强跨国商业网络的双重追求，而前者是作为主导的。例如，华源会主办的“新移民杰出贡献奖”明显地体现了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评奖标准侧重于获奖者对新加坡的贡献，获奖者包括非华人移民。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新移民仍与祖籍地保持着家庭、社会和商业联系，而中国在东南亚经济影响力的增强意味着与中国有关的活动数量比此前更多。以上变化不仅强化了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并行不悖和双重嵌入的结论，也彰显了国际政治经济对移民社会的直接影响。
成立于2000 年的新加坡天府会的活动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省的别称，但其会员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地缘组织原则，而是来自五湖四海。其下属的天府商会以附属实体的形式成立，会员同样来自中国各地。截至2018 年3 月，天府会注册会员为1312 人。会长杜志强透露，该会约有30% 的会员曾在新加坡学习，其中一半以上的会员拥有硕士学位。天府会的誓词宣言强调，“新加坡是我们的家”，并以“贡献我们的社会，服务我们的国家(新加坡)”为目标。它参与的活动也将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融合有机结合一起(如2021 年9 月初线上举行的第十四届国民融合千人博饼庆中秋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中国断绝联系。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为其领导和成员的活动提供了社会和经济资本。该会的主要负责人曾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席国庆庆典等重大活动。
2016 年成立的新加坡江苏会在建会4 年后会员即达近千人，其中，一半以上具有博士和硕士学历。会长周兆呈表示，“作为一个新型社团，江苏会协助会员更好更快地融入新加坡社会，并回馈新加坡，同时推动新加坡和江苏以及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会员在科技、创业、创新方面的优势。”
除双重嵌入之外，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华源会在2016 年成立了“全球华源”的机制，建立以华源会为枢纽与各国社团的“一对多”的合作方式。2018 年，该机制进一步提升为“多对多”的合作模式。目前，华源会还建立“华源全球发展联盟”，并在21 个国家注册成立全球华源分会，其会员可获得商务接待及信息交流资料共享等服务。2018 年3 月，天府会18 周年庆典在新加坡举行，时任教育部部长王乙康(也是政府当时的华社联络组负责人)作为嘉宾出席。庆典活动与第五届海外四川同乡会会长年会同期举行。出席会议的30 位会长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和东南亚等地，他们的祖籍地是四川省或重庆市或贵州等周边省份。
简言之，2010—2020 年，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延续了此前的多元性特征，但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这种延续性中的变迁性不仅是进入21 世纪以来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它代表了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国家作用——制度化推动的产物。
四、新型的“多元一体”：政府政策的逻辑与实践
(一)政策的制定及实施
如前所述，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移民研究的特点之一，是关注政府如何将移民政策作为总体公共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制定和实施。对于新移民政策，新加坡政府既考虑到其实施对象的特点，更着眼于将之纳入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转型进程的一部分。这也是新加坡公共政策动态治理的特征之一，它注重的是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中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反复思考、前瞻思考和换位思考。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但它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存在一定差别。费孝通先生阐释这一格局具有三个特点：其一，56 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其二，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凝聚作用；其三，高层次的认同和低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己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但在新加坡，人数最多的华族及其语言和文化并未作为从分散的多元到整合的一体的凝聚者，而是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既受到新加坡原先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于1965 年这个国际冷战高峰期的时代背景所影响，也与新加坡处于一个华人占少数的东南亚区域这样一个空间环境密不可分。
这一政策实践始于独立之日。在1965 年8 月9 日新马分家的记者会上，李光耀强调，“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国家，我们将建立个榜样。这不是个马来国，这不是个华人国，也不是个印度国。让我们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进入21 世纪后，建构新加坡人这一新族群的目标仍在进行中，但它需要有效而有机地吸纳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左右的外来移民。虽然新加坡最大的国际移民群体来自马来西亚，但其融合的挑战不大，因两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政府融合政策关注的重点是来自中国的作为第二大国际移民群体的新移民以及其他国家(如印度)的移民。
(二)新移民政策的逻辑
笔者认为，新加坡政府处理新移民的立场主要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它要求新加坡吸引具有良好教育资历和所需技能的外国人，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将间接解决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化的问题。2016 年，李显龙总理在谈到推动科研和创新时明确表示，“我们必须能够吸引国际人才，并对人才持开放态度，才能深化我们的人才库，创造新知识，提升我们的技术专长。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获得本国和外国人才的正确组合。我们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充满创意、肥沃、创新和进取的环境。”
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在政治上效忠新加坡——如果他们已经入籍成为新加坡公民。虽然这两种逻辑并不矛盾，但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作为正在形成自身国家认同的年轻国家，新加坡希望避免任何潜在的或现实的可能影响这一更重要的国家建构任务的因素。因此，政府政策优先考虑第二种逻辑。对于来自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而且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国家的新移民来说，身份认同问题更加显著。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策导向。李显龙总理特别强调新加坡面临的微妙挑战：“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以华人为主的多元种族国家。事实上，它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唯一拥有如此人口结构的主权国家。然而，新加坡却为打造一个多元种族，而非华族的国民身份付出了巨大努力。”
以上述两个主要考量为指导，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社群(尤其是新移民)的政策，议程环环相扣，互为补充。笔者认为，时任副总理张志贤在2018 年举行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会就职典礼上的演讲综述了这些政策精髓。他强调，宗乡总会的重要桥梁作用：“第一，是我们人民之间的桥梁；第二，是新旧之间的桥梁；第三，是国家之间的桥梁”。第一个作用令华裔社群加强“多元种族社会和多元文化传统”，这是“新加坡的独特之处”。第二是帮助“新移民融入我们的社会。宗乡总会应继续创造机会，令新移民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风俗文化，并加深互动”。第三，是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并与中国保持良好联系和关系网络”。
(三)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
过去十年间，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一直是国家政策的核心，并日趋重要。2019 年，在纪念新加坡开埠200 周年之际，李显龙详述这一独特身份的产生和特点。他指出，“莱佛士于1819 年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拥有几百年的历史。”14 世纪时，新加坡已经是个繁荣海港。这一历史“也使我们与我们的邻居和朋友有了很大的不同。两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些不同的针线交织在一起，编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挂毯，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并最终成就了新加坡的身份和国家”。他强调，国家建设是一项持续的工程：“建设新加坡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工程。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未来，继续建设国家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换言之，“一体”的身份认同成为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和目标，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因此，全力推动新移民融入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社会，同时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成为政府立场框架下的两个相关组成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指针，后者对前者发挥支持的作用。2016 年11 月，时任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兼任政府华社联络组主席)在华源会十五周年庆典活动上的讲话体现了这样的双重关注点。他指出，过去的华裔宗乡会就像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桥梁，新移民协会要有不同的定位：“华社团体如今犹如‘起重机’，它有稳固的基础，而长长的吊臂不像桥梁那样只能固定衔接两点，而是‘可以从多方面帮助新加坡衔接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他还强调，“身份认同超越新旧移民之分或是种族根源之分，新移民应该将自己视为新加坡人，秉持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愿景。”2017 年3 月，陈振声在新加坡江苏会成立特刊上致辞：“新移民作为新加坡的一份子，如何有效且深入地融入新加坡并回馈社会，是新加坡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因素。”他敦促江苏会“进一步推动新加坡与江苏乃至中国在经贸、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这一政策框架的实践需借助制度性的保障，以推动身份认同确立、社会融合和跨国商业网络的努力，并确保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执行。与华社相关的重要机构是2000 年成立的华社联络组，由执政者和人民行动党议员组成，其目的是“加强政府与华社的关系，以及各华社之间的合作”。华社联络组首任负责人是国会议员兼政务部长曾士生，2006 年由高级政务部长(后为卫生部长)颜金勇担任。2014 年和2017 年分别由陈振声部长和王乙康部长任主席。2020 年11 月，由文化、社区和青年部长兼法律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接任。李显龙说：“他[唐振辉]目前的职责与华人社会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许多协同作用。在培养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凝聚力的过程中，唐振辉还将能够深入艺术和文化团体以及宗教和青年团体在华裔社群中的参与。”由于陈振声和王乙康都是新一代领导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们的任命表明政府越来越重视华社的作用以及与之有效的沟通。而唐振辉(罗马天主教徒)的任命或可被视为政府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背景下建构华人身份认同的新举措。唐就任后表示，“我不认为华社是铁板一块、划一与不变的。随着社会的蜕变，再加上年轻一代新想法的渗透，华社必须改变，要适应新的现实。我们也必须换一个方式思考华社，不能受限于定义什么是华社而什么又不是，再将之区分开来。我们应该更包容。”
据《联合早报》报道，华社联络组下设多个工作小组，由资深政治家和国会议员领导，如处理商会、宗乡会馆、华人宗教团体、文艺团体、媒体、双文化、新移民等工作的小组。2015 年大选后，包括两名正部长在内的五名新议员被任命为华社联络组的成员。华社联络组负责的广泛活动彰显了李显龙所说的“大华社”的重要性。大华社涵盖了宗乡会馆、商会、宗教团体、文化团体、媒体、新移民、武术团体和民间歌台等不同团体。
为响应政府令新移民更好地融入国家社会结构的呼吁，由300 多个会馆组成的宗乡总会于2012年1 月决定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展示本地华人认同”(李显龙语)。该中心于2017 年开幕，李显龙担任赞助人。中心提出的愿景是“植根于一个有凝聚力的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使命是“培育新加坡华人文化，增进社会和谐”。
五、结论
过去十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人口结构和新华侨华人社群都发生了深刻变迁。新的政经发展模式、身份认同的加速构建以及持续的跨国主义，是这些多元转型的核心，这些转型不仅由新加坡政治、经济战略以及变化的人口结构所驱动，而且也受到崛起的中国及其在东南亚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族群性与跨国性的交织与多层次互动，不仅强化了“多元一体”的族群建构这一大目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构成了解读当代新加坡新移民特点及其身份认同的主要架构。本文第二部分所分析的新移民社会认同的新模式是这一变迁的直接体现。他们的选择并不仅仅是外在因素的推动，而且还反映了“公共选择理论”所关注的个人和群体利益驱动。
进入21 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包括本地出生的华人和新移民)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身份认同，即如何在这个建立于半多个世纪前的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一样，虽然在本地出生的新加坡华人已经通过教育和社会化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认同，但过去20 年中，大量华人新移民的涌入给国家认同工程带来新挑战。尤其是，他们来自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大国，现在又居住在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因此，新移民的融入和新加坡人身份的建构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并通过如华社联络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等各种机制和团体加以推进。这些机制在新加坡国内和区域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下互为补充，其全局性、关联性和前瞻性的特点彰显出新加坡动态治理的精髓。
虽然政治在身份建构方面处于主导地位，但作为最全球化的经济体之一的新加坡，经济也是塑造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轨迹和身份建构的重要组成元素。华人新移民不仅为这个面临生育率下降和社会老龄化双重挑战的国家的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连接中国和新加坡的商业跨国主义的一支生力军。自2010 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将国际化作为其主要经济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不断增长的投资和贸易加强了中新两国的交流网络。因此，经济和人口的逻辑补充并推动了国家建设议程和新加坡身份建构的政治逻辑。
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除了深入认识海外华人社会的多元性、差异性和流动性之外，我们有必要思考近年来诸如中美关系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等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如何影响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群尤其是新移民。除了外部环境，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分析政治的和经济的逻辑在制定政府政策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对华人社会的影响，而这也是新加坡正在进行的关于移民和社会流动性的更大争论的一部分(如前所述，移民问题是过去十年间三次大选的主题)。归根结底，无论是在新加坡、北美还是其他地方，对华侨华人的研究，都必须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其结构中，这反过来又需要将一套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包括本文所采用的新政治经济学)引入华侨华人研究这个经常被视为自成一体的研究领域。跨学科理论和方法以及与主流学术界的对话能够打开更多窗口，从而寻求新的研究突破口并实现与政策的互动。
(摘自：刘宏：《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及其动力与特征——新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